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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數字帝國主義的形成及壟斷新樣態

作者:劉紅玉      來源:《文化軟實力》      發布時間:2020-04-15

——以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為基礎


[提要]數字技術創新與資本邏輯結構化催生出以數字商品交換和數字資本周轉運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方資本主義網絡私有化政策的鼓勵下,數字資本通過圈占“無用、無主”數據完成了原始積累。憑借網絡效應,數字勞工和數字資本愈益集中于少數大企業,形成數字寡頭,使其實現對數字生產和流通的壟斷,并日益參與政治統治、干預社會治理、掌控實體企業、操縱資本市場、控制普通民眾生活。在激烈的數字資本市場競爭與擴張中,數字寡頭之間盡管會因為各自的利益而發生沖突或爭端,但都會為了維護其整體的剝削利益而達成壟斷同盟,按照實力瓜分數字世界。數字技術創新并沒有改變西方資本主義的壟斷特點,反而形成了數字帝國主義的壟斷新樣態。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抓住數字技術創新的新機遇、貫徹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以創新驅動數字產業發展,科學利用、規范、駕馭好數字資本,保障網絡和數據安全。

[關鍵詞]數字帝國主義;數字資本;壟斷;列寧

[作者簡介]劉紅玉: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與創新發展。

[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習近平文化創新思想的哲學研究”(18JD20)的階段性成果。

 

20世紀初,金融資本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普照的光。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抓住這個統一而特殊的“以太”,詳細闡述了金融資本家由中介人發展為金融寡頭并支配一切的變化過程,深刻指出資本主義已進入金融資本占統治地位的帝國主義階段。

隨著計算機、互聯網、算法、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創新與資本邏輯的共謀互動并結構化為一體,當前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呈現出一些新變化、新特點,一些學者據此判斷,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已經從工業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進化到認知資本主義、監控式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平臺資本主義的新階段。這些概稱既生動、深刻地反映了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最主要的變化特征,也凸顯出當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聚焦的公平、正義等問題。但是,這些學者多是就這些新情況、新變化、新問題作了概括性的描述,而很少運用列寧的分析方法研究數字化時代西方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實質。

值列寧誕辰150周年之際,重溫《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運用其中的原理、方法,分析數字技術創新與資本邏輯結構化所催生的數字商品交換、數字資本逐利邏輯新變化,揭示數字資本剝削數字勞工的秘密及其衍生的新問題,探討數字化時代帝國主義的新變化及壟斷新樣態,既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打開一扇新的窗頁,又以此紀念、緬懷列寧的光輝思想與歷史功績。

 

 數字商品和數字資本的原始積累

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追逐利潤的無限欲望推動著數字技術的創新發展,數字技術創新淪為資本逐利的工具和手段,二者愈來愈緊密地結合為一體。隨著數字技術創新與資本邏輯的緊密結合,形成了以數字商品交換和數字資本周轉運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數字商品是指借助電子計算機等設備將圖、文、聲、像及各種信息轉化為數字后進行交換的勞動產品。其特點在于:第一,以數據、信息等非物質形式存在,可以用來交換并滿足他人的某種需要;第二,耗費了人們的體力和精力;第三,具有可分享性,能夠被復制和快速傳播。數字商品的占有者,可以把數字商品在同一時間售賣給多個人獲得價值,卻依然能擁有數字商品的使用價值。

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工業化時代,根據資本周轉獲利過程的不同,可以將資本分為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土地資本、金融資本。產業資本是為獲得剩余價值而投放在工業、農業等物質資料生產部門的資本。商業資本是為獲取商業利潤而專門從事商品買賣活動的資本。土地資本是為獲取地租而投入土地并附著在土地上的資本。金融資本是為取得利息而暫時貸給產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和土地資本家使用的資本。數字技術創新的蓬勃興起,催生出以生產、交換數字商品而獲利的資本,即數字資本。

20世紀下半葉,在西方資本主義網絡私有化政策的鼓勵下,一些先知先覺的資本家通過圈占被視為“無用、無主”的數據“富礦”或引誘用戶成為數據生產“包身工”,促使數字資本不斷循環周轉,逐漸完成了原始積累。

首先,政策監管和規制的放松,為數字資本進軍私有或公共信息領域進而圈占數據信息“富礦”提供了制度便利。以美國為例,計算機與數字技術最初只是應用于國防軍事。20世紀60年代,約40個軟件和計算機公司聯合成立數據處理服務組織協會,要求政府放寬市場的網絡準入,獲得自主設計和實施計算機通信系統的完全自由。微波無線電、衛星等新技術的專門供應商也積極響應網絡行業私有化的訴求;通用電氣、美國鋼鐵、杜邦等大公司甚至聯合組建了國際通信協會,對政府展開了強大的游說和公關活動。在此背景下,1968年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出臺《卡特風決議》,允許私人企業將電腦和其他設備連接到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公共網絡上。隨后,美國通過一項全面“開放天空”的政策,授予商業用戶和獨立設備、服務提供商開發和營銷專有系統的自由權利。1970年,美國國內衛星服務、有線電視市場全面開放。1980年里根總統積極擁抱全面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政策,更是為數字資本大肆圈占私有或公共信息創造了制度條件。在西方資本主義信息網絡私有化政策的鼓勵下,數字資本迅速延伸到生產、儲存、傳播公私信息等領域,形成了龐大復雜的數字網絡營利系統。

其次,早期人們對數據無用的認知,為資本圈占數據“富礦”提供了機會。剛進入互聯網時,人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搜索、瀏覽、購物、社交等網站中留下的數據痕跡有何用處,總是當垃圾清空了事,這時候的數據就像無主財產或無用地。嗅到商機的資本家,則認識到數據的重要性和巨大的商用價值;開發各種服務軟件、構建各類服務平臺,收集、提取、分析、利用、銷售數據,成為資本家發財致富的新路徑。比如,最初提供搜索服務的谷歌、聊天交互的臉書,都是通過吸引、利用、轉賣用戶的網絡活動數據賺取高額利潤。

再次,捆綁式的利誘要挾使用戶淪為數據生產“包身工”。數據是特殊的原材料。數據越多,用途越多、利潤越大。而用戶的活動是數據資源的天然來源。為吸引更多的用戶,數字資本家組織研發出來各種應用軟件,免費提供給用戶使用,甚至推出一系列免費服務項目。面對這些誘惑,用戶不由自主地加入浩浩蕩蕩的使用大軍。殊不知,一旦進入這些免費系統,用戶就會被各種各樣的方式鎖定而失去切換使用其他軟件或平臺的自由。例如,蘋果通過研發ITUNES商店與ICLOOD云存儲,綁定用戶。如果用戶不愿意丟失相關的信息或數據,就必須一直使用蘋果的產品。就這樣,在捆綁式的利誘要挾中,用戶淪為了蘋果的數據生產包身工,不斷為蘋果創造著數據利潤。

 

 數字資本的逐利邏輯

數字資本的逐利邏輯可分為兩類模式。第一類模式類似于產業資本的逐利運動,即從市場上購買原材料、勞動力、燃料動力等要素,研制開發出各種軟件系統、平臺、數據庫、服務器,供用戶使用并收取費用。第二類模式是建立在前類模式的基礎之上,憑借網絡效應,通過收集、提取、分析、處理、銷售用戶活動數據而獲利,具體可細分為以下四種情況:

其一,利用數據實施精準營銷并售賣數據獲利。如特易購旗下的鄧韓貝(Dunnhumby)公司,通過開發軟件、數據庫、平臺,低價甚至免費供用戶使用,吸引用戶加入;然后以跟蹤在線和離線消費者的信息數據為前提,提取、分析、利用這些信息數據來迎合客戶偏好,有效精準地向客戶推銷產品。此外,還將這些信息數據出售給可口可樂、梅西百貨、歐迪辦公等公司。

其二,建立數字基礎設施,研發、出租各類網絡服務平臺獲利。如亞馬遜研發的網絡服務平臺不僅是公司內部的復雜數據運算系統,而且可以出租給其他企業使用。

其三,研發和共享工業物聯網操作系統獲利。如西門子建立的基于云的開放式物聯網操作系統,將傳感器、計算機芯片、跟蹤器等嵌入生產過程和物流過程,通過互聯網連接生產、流通過程中的每個組件,并同其他生產者、供應商以及消費者共享以獲利。

其四,構建由軟件和數據分析庫組成的控制平臺,通過獨立的勞動力承包商來獲利。如優步公司并沒有車,卻通過獨立的司機承包商,推出打車、婚車等服務。

 

 數字勞工及其剩余價值的被剝削方式

數字勞工是指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未能占有生產資料而從事數字化勞動謀生的人。從專業化程度和是否獲得報酬出發,可將數字勞工分為數字業余無酬勞工與數字專業有酬勞工兩大類。

數字業余無酬勞工是指為數字公司創造了利潤卻得不到報酬的勞動者,如在臉書自由聊天、上傳圖片和視頻、發布鏈接、回復評論的用戶,盡管他們沒有被雇傭工作,其活動甚至是在休閑時間的社交聊天,但他們也需要耗費一定的時間和精力,其活動所產生的內容是數字資本家的“聚財盆”,因而可以被視為免費的數字勞動者。隨著數字技術的普及化,人們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各種軟件、平臺工作和生活。無論工作過程中使用各種軟件、工具、平臺發布通知、接收文件或參加網上會議,還是休閑時間內進行搜索、購物、社交等活動,都會留下自己的痕跡,暴露自己的隱私。由這些痕跡、隱私匯聚成的海量數據庫,成為數字化公司的豐厚利潤之源,而用戶卻拿不到相應的報酬,在不知不覺中淪為被剝削的對象。

數字專業有酬勞工是指擁有數字專業知識和技術的人員,從事有關設計、編程、軟件開發以及數字化制造、經營、銷售、維修、管理等工作并取得一定薪酬的勞動者,如硅谷的信息通信技術裝配工、谷歌的軟件工程師、亞馬遜網站的客服代表。數字專業有酬勞工又可分成線上低薪勞工、線下高薪勞工兩類。當然,這里的線下高薪勞工并不是真正意義的高收入者,而是相對于線上低薪勞工而言的。由于現代通信技術和復雜的計算機程序、算法,消除了不同市場的時間差,實現了數字資本的實時流通,因此,企業可以在網上發布新任務,低薪招募線上廉價勞動力,如全球大約有10萬名勞工在云存儲和社交媒體中為谷歌、臉書搜索信息、數據。由于缺乏工會之類的維權組織,這些線上勞工在激烈的勞動力市場競爭中,幾乎對個人收入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另外,為維持核心競爭力,數字化公司還須聘用線下高技能數字勞工。這些線下高技能數字勞工從事著復雜的創造性勞動,既要掌握數字類專業技能、儲備跨專業的知識,還要隨著技術和程序語言的更新不斷學習新的知識。為順利完成某個工作任務,加班加點是常態,有時甚至白天黑夜都要思考、解決問題,承受著項目交付及上線前帶來的巨大無形壓力,失眠是常事。更要命的是,倘若年紀稍大、創造力匱乏時,容易被裁員成為失業者。越老越沒有競爭力的失業預期,加劇了數字勞工的精神負擔。但是,數字資本家們并不會考慮數字勞工所需的知識更新及其額外的付出,對他們承受的壓力和精神負擔更是選擇性地無視,只是根據一般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給予報酬,因而線下高薪勞工承受著更深度的剝削。

 

 數字資本集中與壟斷

規模效應、網絡效應往往意味著早期占有海量數據的優勢會固化相關數字化公司作為行業領袖的地位,它們通過增加數字投資額、提高市場占有率、并購或投資技術初創公司等手段,變身為數字壟斷巨頭。

首先,數字勞工與數字資本加速向大企業集中。美國摩根大通在2006年就擁有20000名數字技術員工,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雇傭了8000名程序員來開發用戶軟件和內部基礎架構,歐洲大眾汽車雇傭了9300名信息技術專家。全球資本更是持續涌向數字領域的巨型企業。以資本市場為例,蘋果公司、亞馬遜公司、微軟公司、谷歌公司的股價自次貸危機以來的十年時間內漲幅達10倍以上(包括分紅),市值急劇膨脹,曾先后突破萬億美元大關。而截至2019年10月29日,納斯達克擁有近2700家上市公司,總市值約為14.5萬億美元。上述四家公司就占了納斯達克總市值的28%。

其次,市場占有率與營業收入呈壟斷趨勢。2018年谷歌在歐洲及全球的搜索市場占有率超過90%,Line研發的聊天程序被來自日本、印度尼西亞、中國臺灣的2.18億人使用。2017年,在美國臉書和谷歌占有76%的在線廣告收入,而每一個新廣告的收入中有85%也被它們占有;在全球,臉書和谷歌的網絡廣告市場份額已經達到62%,在整體的線上和線下廣告市場的份額也高達25%。

第三,大企業頻繁并購或投資技術初創公司。當數字資本家在生產和交換數字商品過程中不斷獲利增值并成為手握巨金的大資本家后,既可自設自營各類企業,又能在多元化的產業鏈延伸中和其他資本結合,還能兼并、收購其他企業。谷歌最初是一家在線搜索引擎,發展壯大后并購了摩托羅拉移動、YouTube視頻網站、BufferBox電商儲物服務公司等多個企業,業務范圍擴展到互聯網搜索、云計算、廣告視頻、軟件、移動設備的操作系統、地圖服務、學術文獻資源、翻譯、網上商城、社交、自動駕駛等領域,還研發出谷歌錢包,建立起一套包括促銷、交易細節、優惠券與收付款在內的互聯網金融商務鏈。亞馬遜最初只是自營書籍網絡銷售業務,如今成為一家市值突破萬億美元大關的跨國網絡電子科技公司和綜合網絡零售商,建立了自主的倉儲和物流系統,推出了虛擬貨幣Amazon Coin,完成了集電商、云計算、視頻、廣告、物流等于一體的業務擴展。

 

 數字寡頭操控和滲透社會生活的新表現

數字技術出現初期,只是在人類生產和交往的過程中起輔助、中介作用,比如提高人類溝通合作的效率、提升公司的決策管理能力、實現精準營銷,等等。在數字技術的創新發展與數字資本的逐利邏輯耦合作用、共謀互促下,數字化巨型公司(數字寡頭)日漸成形。這些數字寡頭利用數字技術,參與政治統治、干預社會治理、掌控實體企業命脈、操縱資本市場走向……,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數字寡頭可以通過搜索結果排序、推薦算法,故意隱藏、屏蔽或制造正、負面新聞信息,干預選舉,將代理人送上政治舞臺,參與政治統治。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指控谷歌、臉書與推特涉嫌操縱輿論,干預2020年美國大選,聲稱美國政府應該起訴這三家科技巨頭公司。

數字寡頭不僅可以利用先進的數字技術惡意控制和攻擊政府網站、網絡服務平臺,而且可以利用新媒體和社交平臺,篩選、置頂負面新聞或言論,煽動和放大群眾的負面情緒,網羅、集結異議者、對立者,反對、推翻當權政府,從而干涉本國或他國政府的治理。如最近幾年被普京駁斥為“代表華盛頓利益”的麻煩制造者——納瓦里內(Navaliny)通過社交網站多次發起集會游行后,西方多家數字媒體迅速跟進并對俄羅斯政府作出抹黑式、煽動式的報道和評論。再比如,在2019年的香港局勢中,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有選擇性地大量推送、傳播“污蔑中國政府、美化激進分子暴行、抹黑香港警察”等不實信息或言論,允許激進分子利用其平臺策劃、組織一系列暴力行動計劃;卻將一些揭露“沖擊甚至損毀香港立法會及設施、扔擲國旗、破壞國徽、圍攻警署、襲擊警察、圍毆內地旅客與記者”等有圖、有真相的信息屏蔽,甚至刪除、停用這些賬號。

數字寡頭壟斷了生產和流通,支配著幾乎大小業主的貨幣資本以及絕大部分企業的生產資料和原料產地信息,掌控著實體企業命脈。例如,亞馬遜公司的網絡零售業務范圍涵蓋食品、圖書、家電、首飾、服裝、玩具、手表、DVD、樂器、體育用品、美容用品等領域,入駐網站所有商家銷售產品應收回的貨幣在一定時限內由亞馬遜公司控制和支配。微軟公司的計算機桌面系統、瀏覽器國際市場占有率在2017年為88.87%,差不多控制了全世界大小企業的重要生產工具。數字化時代,人們更多地依賴搜索引擎獲取有關企業的生產、銷售、原料供應等信息,像谷歌等搜索引擎可以憑借自己的數據庫將相關信息置頂、拉后、隱藏甚至刪除。印度競爭委員會通過近三年的調查,發現谷歌濫用其在線搜索的主導地位,操縱搜索結果??梢?,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土地資本愈來愈需要通過數字資本才能取得對資本的支配權。

數字寡頭憑借壟斷地位,可以操控和影響資本市場。由于數字寡頭掌控著數字媒體、傳播媒介、輿論公器、資訊網站,在預期性、情緒化很強的資本市場,很容易通過發布虛假信息來影響和操縱市場走向,進而達到其主觀目的。如2016年初,多家外國數字媒體發布了美國資本大鱷索羅斯及數家對沖基金做空亞洲貨幣和中國人民幣的言論,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隨即下跌。當匯率在“6.9:1”左右持續震蕩多日時,谷歌和外匯網站XE的報價卻在12月6日鬧出“破7”的烏龍事件,12月28日彭博報價系統又發出在岸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破“7”的消息,引發市場對人民幣大幅貶值的擔憂。

數字巨頭還操控著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一方面,由于數據庫的記憶、存儲能力驚人,普通民眾越來越按照數字公司指引的方向去生活與消費。若一個人在亞馬遜上曾搜索過某些圖書,就會經常收到亞馬遜篩選配對的一系列圖書信息,甚至不自覺地按照亞馬遜提供的信息去消費。另一方面,隨著數字化生活方式的形成,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數據及痕跡都可以被記錄、被追蹤、被算法、被分析、被掌握。


 數字資本國際壟斷同盟瓜分世界

20世紀初,列寧從德國與美國電力托拉斯訂立的瓜分世界協定出發,對金融寡頭如何通過協議形成資本主義國際壟斷同盟及其瓜分世界的過程作了詳細論述。

20世紀末以來,美國積極擴張性的國際政策、龐大的研發支出和軍事采購需求、廣闊的國內市場、強大的資本實力及其在北約和其他組織中的權力,使美國數字化公司在全球數字世界具有先發優勢和網絡效應,保持著絕對的統治地位。2017年至2019年的《世界品牌500強》榜單顯示,前五名均是美國數字巨頭,分別是谷歌、亞馬遜、蘋果、微軟、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在高額利潤的誘惑下,德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等美國的盟友,也先后制定數字化戰略,不斷增加數字技術創新研發投入,以期快速催化出能在數字世界跑馬圈地的大型公司。2017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投資和數字經濟》列出了百強數字跨國公司和百強信息通信技術跨國公司,其中有63家數字跨國公司、21家信息通信技術跨國公司來自美國,其次是來自德國、英國、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的公司。由此,在數字領域形成了“一霸數強”的國際壟斷同盟。

為謀取高額利潤,這些數字寡頭必然在全球“開疆拓土”。例如,美國同印度簽訂了適用于所有“區域、領土、領海、領空和網絡”的合作協議,其數字寡頭大規模進入印度,布局信息通信產業與數字服務,贏得了在印度數字領域的主導地位。思科、微軟、高通等八大企業參與了中國數字網絡的建設,幾乎掌控了中國手機、電腦系統的核心要件?!?017年世界投資報告:投資和數字經濟》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6年,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法國等發達經濟體對外數字投資呈爆發式增長,美國從26940.14億美元增長到63837.51億美元;英國從9401.97億美元增加到14439.36億美元;德國從4839.46億美元上升至13653.75億美元。這些資本的輸出目的地以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及轉型經濟體為主。自2012年至2016年,亞洲接受信息和通信技術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共357個,總投資額366.12億美元;非洲145個,總投資額248.77億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186個,總投資額544.96億美元;轉型經濟體42個,總投資額24.01億美元。

新興經濟體亦想搭乘數字技術的快車,卻面臨著國際壟斷同盟的遏制、打壓。比如,中國有近14億人的數據,互聯網行業、電子商務、通信技術等數字化公司發展勢頭良好。美國及盟友對此倍感壓力,認為圍繞數字經濟形成的全球增長點和圍繞中國國內市場形成的數據聚合點一旦疊加為一體,中國的數字技術極有可能對它們的壟斷利益構成威脅。2011年,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中國的華為公司收購美國三葉公司200萬美元部分資產的小交易。2012年,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發表報告,指責華為和中興的設備有損美國國家安全,建議美國公私部門不要選擇這兩家公司的產品,建議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阻止華為和中興在美國的收購和兼并活動。2018年以來,美國不僅運用國家力量打壓華為,其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還在多個場合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認為華為的產品存在安全威脅,呼吁美國的盟友共同抵制華為。澳大利亞、日本等盟友隨后表態跟進。2019年5月2日至3日,美國聯合其32個盟友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開了一場關于5G安全準則的會議,發布“通信網絡和服務的設計應考慮是否是關于網絡安全、打擊網絡犯罪或數據保護的多邊性、國際性或雙邊性協議的締約國”等尚不具有約束力條款的“布拉格提案”,試圖將華為等競爭對手排除在外,從而主導制定5G網絡安全國際規則。


 數字帝國主義的形成

數字帝國主義,是數字資本同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土地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寡頭,借力經濟全球化的東風,憑著資本主義政策制度的支持,在全球數字世界掀起瓜分熱潮的壟斷資本主義新樣態,具有如下四個基本特征:

第一,數字生產和數字資本集中發展到形成了在經濟社會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巨型數字化壟斷公司。我們可以看到,數字經濟已成為當今時代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數字化壟斷公司的搜索引擎、數字支持程序、數字支付運營商、網絡播放器、網絡零售商、數字媒體、互聯網基礎設施和連接IT設備和組件,等等,已成為企業生產和個人工作生活的重要工具。這些巨型數字壟斷公司已在各國取得完全的優勢,它們不但加緊搶占最重要的原料——用戶數據,而且滲入各行各業,從最初的輔助、中介企業變成了掌控大量貨幣資本甚至發行圈內數字貨幣的壟斷者,并且給政府部門、銀行、企業、社會團體等一切經濟機構、社會機構乃至中小業主、個人罩上了一層依附關系的密網。

第二,數字帝國主義是在舊國際壟斷同盟基礎上形成的,除了占有實體原料產地、爭奪領土以外,又增加了爭奪用戶數據原料、爭奪數字資本輸出、爭奪數字世界勢力范圍等動機,并將這種動機活生生地演繹成一場沒有硝煙的數字技術創新戰。

第三,產生了占據絕對優勢和統治地位的食利國。這種國家及其巨型數字化公司愈來愈依靠無償占有用戶海量數據、鏈接提取其他公司新聞資訊、輸出數字資本等方式獲取高額利潤,剝削落后的國家(地區)以及弱小的企業。

第四,形成數字國際壟斷同盟。盡管這些巨型數字化公司及其國家之間彼此會為了爭奪用戶數據原料、爭奪數字資本輸出、爭奪數字世界勢力范圍、爭奪統治權力而進行尖銳的斗爭,但是,在面對后發國家的數字技術挑戰時,又會結成一個緊密同盟體,誓死捍衛其既得利益與既有的優勢地位。

 

 結語

數字技術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驅動作用越來越明顯,世界政治、經濟的權力圖譜與秩序格局也會因數字技術而發生深刻變化。在全球數字資本擴張的滾滾洪流中,在已形成壟斷巨頭的數字技術創新舞臺上,當代中國與已有數百年逐利經歷的西方資本同場競技,既面臨著一定的機遇,也存在著一些劣勢,必然面對諸如網絡安全、社會治理風險以及來自數字壟斷霸權的挑戰。這就要求我們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集中優勢資源突破集成電路、軟件、芯片等核心數字技術,以創新驅動數字產業發展,加快構建自主可控的大數據產業鏈,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同實體經濟、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加速推進數字中國的建設。同時,還應科學利用、規范、駕馭好數字資本,保障網絡安全、數據安全,最大潛力地發揮數字技術在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最大限度地消除數字資本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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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載于《文化軟實力》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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